成都市血液中心到上锦医院座谈调研

对上述数字，记者尚未从环保部获得证实。

事实上，有关历史碳排放的研究也揭露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根据这些模型，研究人员发现，大气中约5%的额外二氧化碳来自于1850年以前的前工业革命时期。

他们指出，目前国际社会对各国二氧化碳排放贡献率的计算只采纳了1840年之后的数据。研究人员称，随着世界人口增长，工业社会之前的二氧化碳碳排放主要来自森林砍伐，这些排放占目前全球暖化效应的9%。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势必增加了人类对农业的需求，从而导致大量的森林被砍伐。这只是纯粹的科学研究，而谁该负多少减排责任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近日，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生产生活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至今仍存留在大气层中。

例如，当蒙古人在1200年入侵亚洲之后，由于在战争时期人类暂时停止了森林砍伐，并且人口增长受到了抑制，这一地区的碳排放有所减少。这意味着，早在工业革命和化石能源时代开始之前，人类就已经开始引发气候变化。第三，突出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目标完成情况在政绩考核中一票否决的地位。

其主要政策工具是碳税和碳补贴。政策目标的多样性决定了政府需要在多目标间进行权衡，确定多目标完成的次序。四是建立高碳消费品的限期退市制度，严禁新的同类高碳产品进入市场，优化低碳消费品的市场竞争环境。减轻增长砝码，关键是给过热的GDP降温。

这标志着低碳发展已经提升为国家战略。针对影响公众选择低碳消费方式的需求因素，需要通过提高低碳消费方式的需求满足程度，来提升公众的认可度。

政策好，公众的节能观念也有，但无奈产品相对较贵。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加快低碳关键技术、能源、设备的研发、引进、消化、吸收和国产化，降低其成本。而我国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人均拥有储量却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提高低碳发展收益，需要政府切实加大对低碳创新的保护和扶持力度。

不言而喻，低碳发展已经成为我国不得不面对的紧迫任务。1.平衡低碳与增长的利益天平，激发政府低碳发展动力要扭转政府低碳与增长天平的失衡状态，就需要在天平两端分别做加、减法，即：增加低碳砝码，减少增长砝码，使天平两端趋向平衡。比如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跟踪IGCC技术的发展，也建成了一些重点示范项目，但由于其设备和关键技术需要从发达国家引进，IGCC发电厂的初始造价偏高（示范电厂单位造价约是燃煤电厂的两倍），建设工期长，使得测算出的上网电价、热价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只有将高速行驶车辆的速度降下来，才能转弯，才能为经济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提供条件，创造空间和机遇。

在传统的高碳发展模式下，企业并不承担环境污染的成本，环境成本具有外部性。因此，企业的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在利益驱动下，企业并没有实行低碳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氧化碳减少排放14.6亿吨，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也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一低碳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气候变化的威胁，使得人类社会正在没有选择地步入以低能耗、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低碳发展新时代。

关键的低碳技术主要有三种：低碳能源技术、新型发电技术以及碳捕获和封存技术（CCS）。确保节能减排指标的设定与分解更科学、民主、规范，对执行过程的监督更严格，对指标体系的考核更严谨，责任追究更到位。付出与回报的不对称，使得公众对低碳消费的认可度不高，影响了其低碳消费的热情。而获得GDP所需支付的经济和环境成本并不需要由政府和官员个人来承担。增加低碳砝码，关键是要实现节能减排、低碳发展政策目标的法律化。通常低碳产品的研发和推广成本较高，价格也较高，会影响公众的购买和使用意愿。

事实上，低碳发展在我国基本上处于观念上被认可，现实中被否决的尴尬状态。地方政府不得不同时承担起两套指标体系所带来的压力。

国家把节能减排作为推动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十一五时期就提出了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通过增加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降低企业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设备更新、产品生产的成本。

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9.1％，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的1.04下降到0.59。其次，除了在《节约能源法》中对目标责任制做出原则性规定外，还需要分别对节能减排指标的制定、分解、执行、考核以及责任等方面做出具体的法律规定。

低碳技术创新对于企业而言，意味着要增加低碳技术、设备、产品的研发与应用的投入成本，增加淘汰现有专用设备的沉没成本等。但由于节能减排指标是自上而下下达的，地方政府只是被动地执行，本身并没有特别的动力去推动需要巨大投入而并不能带来近期实际利益的节能减排。十一五规划也将节能减排指标确定为约束性指标，十一五末，有些地区甚至不惜以拉闸限电来确保指标的完成，但十一五单位GDP能耗实际降低19.1％，尽管已经十分接近，但仍未真正完成降低20％的目标。以激发各级政府低碳发展的内在动力。

由于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保证经济增长，GDP成为考核官员政绩的首要指标，且GDP指标通常又是由地方政府主动提出的，与地方财政收入密切相关，因而，政绩为先、GDP崇拜的现象仍很普遍，地方政府对于完成GDP指标很有积极性，为了保障GDP指标的完成，都将招商引资作为工作重点，热衷于投资产业能耗较高、但见效快的第二产业项目（特别是重化工业项目），热衷于投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因而，普通公众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性去为价格较高的节能家电捧场。

因而，三方是否能统一认识，是否能有积极性，决定了三驾马车的行驶方向和速度。3.调节付出与回报天平，唤醒公众低碳消费热情要改变公众低碳消费的付出与回报不对称状态，就需要利用多种政策和手段，调节低碳付出与回报预期，使之趋于合理，让公众通过利益权衡，乐于为低碳消费买单。

通过征收碳税，可以使高碳企业的环境成本被纳入企业成本，增加了高碳成本，意味着降低了低碳的相对成本。由此不难看出低碳发展之路艰难曲折。

降低低碳发展成本，需要将外部性的环境成本内部化。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决定企业的行为方向。其根源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往往不利于行为主体将行为方向指向低碳发展。通过调节燃油、过路费、存车费价格等，使公众通过成本核算，减少驾车出行的频率等。

二主体缺乏动力是低碳发展缓慢的主因必须直面的客观事实是：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缺油、少气、富煤炭的高碳能源禀赋特征，以制造业和重化工业为主的高碳产业结构特征，以及经济规模、城市规模扩张对能源的刚性需求增长等，无不对低碳发展构成严峻的挑战。从我国的现实看：20002010年，基础能源消费量每年都在递增，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也很快。

完不成的官员，不予考虑提升，甚至根据责任的大小，还有可能被免职、降级，并承担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或法律处罚等。二是对低碳消费品生产给予政策扶持，鼓励企业进行规模化生产，降低低碳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

即使未完成目标，负责节能减排工作的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环保部也并不具有对地方的执法职能，更没有对地方政府人事上的任免权。面对使用价值相同的消费品时，公众是否选择购买和使用节能低碳消费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价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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